持名念佛治愈了精神科博士的抑郁症
出处 转自 东林的佛唱
对于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说，抑郁症是越来越常见的疾病了。二十年前，在病房里看不到几个抑郁病人住院，可如今迅速增多，更不要说门诊了。末学看过最小的抑郁症患者才10岁，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患儿的症状、严重程度和病程完全符合诊断标准，并且还相当典型。
根据WHO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的标准，抑郁发作的核心症状有心境低落、对平日感兴趣的活动丧失兴趣或缺乏愉快感、精力不足或过度疲劳。附加症状有：自信心丧失或自卑；无理由的自责或过分的罪恶感；反复出现求死或自杀观念，或任何一种自杀行为；思维或注意力降低；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滞；睡眠障碍；食欲改变，伴随相应的体重变化。症状持续至少2周。按照症状的数目不同、对社会功能的影响不同、发作的次数不同、是否出现过躁狂发作，又可细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发作，单相单次抑郁发作，反复发作，以及双相障碍抑郁发作。
在精神科，只有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明确的，即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其余疾病的病因都未研究清楚，抑郁症也不例外。国内的权威精神病学教科书明确表明采用单一遗传因素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抑郁症的病因。在心理社会因素方面，较为统一的认识是：在抑郁发作之前，患者常常是曾经遇到过不良生活事件。
因为这类病人是如此之多，全世界各大药厂便开发出多种抗抑郁剂，在中国几乎能见到所有种类的新药。心理治疗在近年不断发展，各种心理治疗的技术也逐渐应用于临床。尽管有多种药物及各种心理治疗技术，抑郁症仍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且具高度致残性。
以上的文字十分类似科研论文的用语，尽是科学、学术乃至八股的气息。可在这些文字背后，是每一位活生生的患者及其家庭的血泪、痛苦与挣扎。末学做过二十年精神科医生，见过从少到老的许多抑郁症患者，知道他们的故事，但体会最深的，还是自己的抑郁症经历。
末学1991年医学院毕业后开始做精神科医生。1993年皈依三宝，修学净土宗。由于根性陋劣，知见偏差，误认为只有做世间的圣贤，在世间做大事业修菩萨道才能往生有份。抱着这样的心态，于1997年去北京大学读医学硕士，后读博士，在读博士期间即开始为卫生部做事。起初是做翻译、组织会议，后来很快便参与了各项国家精神卫生重要法律、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培训工作。更于2004年始参与设计、立项及管理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改革项目，该项目在全国三十个省同时展开。由于人们的偏见与歧视，精神科一直在医学各专业中处于很弱的地位，全国精神科医生的人数一直严重不足，人才更是缺乏。加上改革是前无古人之事，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做的事情太多，要学的东西也太多。
为了实现做世间大事业的理想，为了以大菩提心利益众生，末学完全牺牲了个人的生活，把家全扔给丈夫，不要孩子，夜以继日地工作，电脑旁边就放着沙发，实在困得打不了字了，就倒在沙发上睡2个小时再爬起来接着干。那时工作压力之大常人难以想象，经常上午接到卫生部的通知，第二天就要交预算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项目计划书。每年的国家项目预算是直接关在宾馆里写的，通常要改数稿，直到领导满意，上交财政司才能离开。
记得有一年五一节，在家正加班干活，突然接到卫生部领导的紧急电话，问给全国的贫困精神病患者都免费服上药，总共需要多少钱，要求半小时内回复并附简要计算依据。当时卫生部的主要政策专家绝大部分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末学不得不赶紧与上海的专家沟通，半小时内总算按时回复了。像这样的情况简直是家常便饭。而末学所在的工作单位是研究所兼医院，收入几乎全部要靠临床服务，配备人员专门义务为政府工作也是十分的困难。2004年国家项目立项，办公室只有正副主任2个人，至2007年不过增至4、5个人，要想不加班、不玩命是绝无可能的。几乎每天一上班，就会发现今天是某项任务的最后期限（英文deadline，可直译为死亡线）。
至2007年春节后不久，末学渐渐觉得力不从心。如果把一项工作比作一匹狼，以前是自己把狼甩在后面，慢慢狼的数量越来越多，追得越来越近，后来狼就与自己平行跑，再后来狼就跑到前面去了，甚至于自己忘记了有某匹狼的存在，因为它已经跑得没影子了。末学就经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很疲劳。以前对工作的那种热情和干劲消失了，效率也下来了，工作成了实实在在的负担，理智上知道要赶快做，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开动工作的动力。白天有时面对电脑发呆，晚上强迫自己在家加班，可往往是在玩打扑克这类幼稚的电子游戏，直到不得不上床睡觉。之后便是自责，自信心下降。如此恶性循环，不能扭转。之后，每天夜里3、4点就醒，再也睡不着，焦虑着白天要面对的工作。头痛、胸闷也随之而来。最为可怕的是，觉得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尽头，前面是一片灰暗。
最终有一天，末学上午在办公室校对中英文幻灯片，2小时才校对了6张片子，而且还是挺认真在做这项工作的。末学正常时的效率很高，每小时校对的速度应该是10张片子以上。那天看到自己如蜗牛一样的速度实在是忍无可忍，差点崩溃。于是直接推门进了院长办公室，经过一番了解，院长长叹一声，说：“中度抑郁！”要末学停止加班，重新分配手头的工作，服用抗抑郁剂。抗抑郁剂是很快服上了，停止加班不到一个月就又开始加班，因为实在是没有人手做事，连续休假就更不可能。这样，拖到一年以后，总体的工作状况勉强恢复到以前的一半。
在一次政策专家组会上，国内的临床大腕知道末学的这种情况，非常担心末学会变成慢性抑郁，那样就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很可能会持续余生，俗话说“人就废了”。末学当时心里很难过，想想自己一个精神科医生、专家、博士，完全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得了抑郁症，又仍旧因为工作压力过大难以痊愈，自己都精神不健康，还适合作精神卫生的改革者吗？就在末学对此产生疑问后不久，来了一个可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作研究学者的机会，院长一定让末学去，一是去学习新的科研技术，二是改变环境缓解抑郁症。
2008年9月，末学携丈夫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波士顿的天总是那么瓦蓝瓦蓝的，我们租住的高级住宅区房子虽然老，可院子里和街上却是花园一般的美丽，居民也很少，晚上8点以后人们几乎就都呆在家里了。在哈佛作研究学者，有必修和选修课，因为不给学位，所以要求并不很严，是否完成的标准就是看能不能立项一个研究课题，把研究经费从美国带回国内来做。这对末学来说并不很困难。另外，虽然国内的同事仍然是忙得要吐血，毕竟相隔半个地球，要末学再大力参与国内的工作便不大可能。最重要的是，末学那时下决心要恢复精神健康。因此，在哈佛的日子对末学来说是难得的安静、轻松。末学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丈夫一起读经、听大德讲经、拜忏，尤其听了大居士讲持名念佛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利益之后，每天都持名数千声，在上下课的路上也能一直持名。9个月后，在踏上回国的飞机时，末学的心情犹如波士顿的天空一样，晴空万里。
回国后，自然又是忙得焦头烂额，可末学仍然想办法于2009年底去东林闭关，在东林寺最大的收获是知道念佛法门是他力法门，靠的是信愿行，并不需要做世间的圣贤。末学在新拜的师父的开示下，放下了事业心，每天持名1万声。半年后，末学因为过度劳累，血压突高，在恩师的要求下，将佛号提高到3万。虽然身体的状况相当令人痛苦，可抑郁症并未复发。又过了大半年，末学的恩师往生，末学在刹那间痛失这位前世今生的师友与知己，但在努力持菩萨戒、大量诵经和日持名5万的力量之下，抑郁症也并未复发。今年1月中，在东林的昼夜经行中，末学痛哭流涕2小时，深刻体会到与弥陀的父子关系，从此找到了永远的依靠！
冷静思考自己痛苦的患病以及痊愈未再复发的过程，末学有几点深刻的体会。末学最根本的患病原因就是知见错误，不懂得往生靠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反以为要靠做世间的利生大事业。其次的原因是末学的分别执著心非常重，丝毫也不觉得这世间的事业是梦幻泡影，反而觉得极其重要、真实不虚，所以即使在抑郁得相当严重的时候还不肯放下事业，差点拖成慢性，变成废人。末学之所以能够痊愈，全靠佛光的照注，那时虽然知见还是不正确，但肯持名，弥陀的十二光中的欢喜光和智慧光便起了作用，令末学欢喜起来，也多少放下了做世间事业的狂心。其后遇到的重大逆缘而病不复发，则靠正知见以及佛光的大力加持。
虽然每个人患抑郁症的原因可能不同，但总也离不开分别与执著，这就与般若智慧背道而驰。如果能够仰靠弥陀，持佛名号，佛光必定可以荡除抑郁，也可以减轻分别与执著，让我们重获快乐，活得更有智慧。
末学仰靠佛光，度过了生命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末学仰靠佛光，在尽未来际，将永不再抑郁！末学仰靠佛光，在尽未来际，愿努力帮助众生不再抑郁！
感恩弥陀之光！
